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董尔丹教授

对于纯基础研究、纯应用研究，近年来的认识都相对稳定。但对于有明确应用目标的基础研究（巴斯德象限）有许多新的认识和讨论。总体的趋势是，基础研究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与互动关系更加密切。

在美国，相对成熟的概念框架在大约5年多前就已初见雏形。目前，美国科学基金会（NSF）正在大力倡导融合研究的范式。其中，convergent research，即新兴的融合范式，是对传统跨学科研究的超越，是来自众多领域的思想、研究进路和技术手段的高度融合。

同时，欧洲处于焦虑之中。2018年1月24日，欧盟高层次创新专家组针对欧洲创新理事会（EIC）的建设，发布《欧洲归来：加速突破性创新》报告。报告认为，过去20年出现的全球性科技公司鲜有来自欧洲，许多有前途的初创企业已迁往美国，欧洲失去了数字技术的竞争力，面临被亚洲尤其是被中国超越的风险。同时，欧洲也正处于能重获创新领先地位的历史性机遇期，欧盟层面需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，提供高效的资助来激发欧洲的创新创业活力，促进欧洲迎来技术领先的新时代。

视角转回亚洲，韩国提出至2020年要将基础研究经费翻一番的目标。2018年2月，韩国发布“第4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”，旨在更好应对第4次产业革命等环境变化，将政府R&D体系调整至创新先导型体系。这是文在寅政府针对未来科学技术领域提出的最重要计划。该计划是韩国政府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每5年制定的科学技术领域最上层计划。

近年来，我国对基础研究的认识有新发展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分别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。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们也越来越关注现实发展中的问题，从中凝练科学问题，总体呈现出巴斯德象限拓展较为显著的特点。

在总结科技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，我们也意识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间存在的差距。中兴事件、中美贸易摩擦等更体现我国存在原创能力弱、重大原创成果少、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头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。如何解决“卡脖子”的技术问题仍受到高度关注。

全球研究理事会（Global Research Council）是全世界科学和工程基金机构负责人组成的虚拟组织，旨在促进数据分享和实践模式的分享，最终加强全球基金机构的深度合作。在这一宗旨上，GRC通过负责人定期会议的形式，处理科研支持中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、支持建立世界级研究项目并支持全球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建设。

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在2012年主办关于科学价值评议的全球分会。与会人员通过科学价值评议准则的声明 ，建立GRC。2014年第3届GRC全球年会在北京召开，会议通过塑造未来研究的准则和行动的声明。此后两届年会分别在东京和俄罗斯召开。会议的举办地和年会议题足以使人窥斑见豹，洞察世界科学格局和热点的变迁。

基础研究的内涵没有明显扩展，但外延越来越丰富，尤其更加关注与创新技术的互动，与经济社会发展越发密切。科学造福人类、服务国家、促进民生的功能更加凸显。

科学发展至今，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知识框架和体系，科学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近年来显著提升。也正得益于快速发展的步伐，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越发复杂。单一的学科知识、方法、工具等已不足以破解重大的科学问题，学科交叉研究和协同创新已成为大势所趋。

基础研究要获得更多支持，主动适应国际和国内的新政策导向，科学家开展研究探索要更有针对性。政府或科学资助与科学共同体应建立起相互信任、紧密互动的关系。

医学研究领域是更快适应和探索国际国内最新模式的典型领域。

以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情况为例。

我国有14个学科论文产出的比例超过世界该学科论文的10%。其中，材料科学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1位。农业科学、化学、计算机科学、工程技术、环境与生态学、数学、药学与毒物学、物理学等8个领域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。与上一统计年度相比，有8个学科领域的论文被引用频次排位有所上升。

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，中国培养的博士生数据已处于世界第2位，介于美国与德国之间。

医学科学是指研究人口、健康、疾病发生发展、转归等规律的科学，达到认知生老病死、防治疾病、保障健康、延年益寿等目的的学科。从大体到微观研究，进行系统分析，最后实现整体阐明是医学科学的一般发展规律。医学科学是“大科学”与“小科学”的统一协调、局部与整体的统一协调、简单分析与系统分析的统一协调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。医学科学的研究模式正由“以疾病为主”向“预防为主”转变，研究视角由“生物医学”向“生物-心理-社会-工程”的转变，研究重点前移，临床和转化医学研究得到极大重视。

我国医学研究投入比例与国际对比仍存在整体差距。国家资助比例相对较低，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上升空间，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实力不相称，也与科技事业整体进步情况不相适应。

我国医学研究的原创性有待提升，这主要体现在，我国创新性、源头性的医学研究工作不足，仍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突破性和引导性理论研究成果。

为保证“健康中国”国家战略的顺利施行，还需国家从政策环境、人才培养、经费投入3个层面进行引导。